据报道，上海将在10月份出台人工智能发展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新引擎。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我国赶上了人工智能发展的良好机遇。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应用，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两个方面体现应用价值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人工智能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有助于驱动经济转型升级。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将国家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依靠富足生产要素和大规模投资所推动的高速发展阶段。目前，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增加、扩大投资动力不足等困境。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创新导向阶段已经来临，需要技术创新来驱动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此时，我们有必要抓住人工智能复兴的机遇。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驱动力至少表现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会在多个领域催生一批新兴行业、产生新的产品并可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已经出现并蓄势待发的新兴行业有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翻译、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智能机器人、搜索引擎、情感感知计算等。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还能助推人类脑力劳动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这将使得传统的劳动者得以摆脱相对低级的劳动，转而从事更多具有创造性和人文性的职业。同时，会使人们的生活消费习惯发生巨大改变，经济社会生活将迎来全面的转变和升级。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产业的制度创新有助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人工智能的发展，体现出不同于以往科技产业发展的特点：一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分散在细化程度很高的领域和行业。它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彼此又在算法和工具上相互交织在一起。二是市场化程度高。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当政府资助下的研究陷入困境时，往往是市场需求催生出新方向和新成果。因此，不能只由政府来主导人工智能发展，或者科研机构在政府的政策导向下钻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还应当重视市场需求的导向和市场资金的投入。

只有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并举，才能摆脱既有制度的限制，充分发挥创新驱动的力量。事实上，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应有之义，是我国治理能力提升的具体体现。

三个方向抓住历史机遇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真正抓住这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呢？

第一，拓展技术创新的制度空间。

在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关系方面，首要考虑的应该是革新制度，为技术创新拓展空间。这就要求，政府既要加大支持人工智能研发和产业发展的力度，又要适当充实、强化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更好地发挥“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作用。

比如，在面上，可以创建类似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洛斯·阿拉斯莫国家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机构。同时，有重点地培育、支持企业研发机构和民间科研团体。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形成了这种新型科技制度形式。例如，深圳的“民办官助”是一种典型，深圳光启高等技术研究院和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是两个可供研究的案例。

第二，用技术创新倒逼制度改革。

一方面，渴望获得新技术，改变产业发展疲软、投资动力不足的现状，已经成为我国许多中小型企业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已居世界前列。然而，迫切的需求和充足的供应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对接。

针对这个现象，制度上应该顺势疏导、积极革新。一方面，形成以市场化原则分配资源和成果的制度，激励一线研发人员的创新动力。同时，以专业的同行评审为研究标准，以客观的市场需求为研究导向，提高研发的精准度和效率。另一方面，为进入市场后的科技人员所组成的民间团体提供良好的环境，避免门户之见。

第三，进一步完善科技制度。

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将使人类脑力劳动最终让位于机械化和自动化。如果这种技术手段也不幸完全被资本所绑架，那广大劳动者将失去更多的劳动权利和成果。在此情形下，我们有必要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来尽力规避这种可能。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制度，既消除前一个阶段为了遏制资本而给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种种障碍，又考虑到新技术变革中创新因素所增加的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例如，如何有效地设置新兴人工智能企业中的员工持股制度，如何合理地形成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专利的利润分配制度，等等。

通过这些有益探索，我们就可以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真正抓住历史机遇，进而用更先进的技术创造更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