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终于抢到票了！”
说这话的时候，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天，但是小月仍然有些激动。作为周杰伦的铁粉，她已经连续10次抢票都没中，这是第一次抢到一手门票，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以前是我太傻，只知道拼手速和人品，不知道抢票中还有很多技巧，如果掌握了抢票就相对容易一些。”小月对文娱商业观察表示，她体验过地表最强、大麦、猫眼和永乐4款软件抢票，但是总体来说抢票难度排序为大麦>猫眼>永乐>地表最强。
“地表最强 位置最好也是最容易的抢票软件，但是缺点是需要签到、刷分之类的，特别麻烦。”小月对每一个抢票APP的特性都了如指掌。
在这一次抢票大战开始前，小月就同时在4款APP中输入收货地址、自己的身份证、撕掉手机钢化膜、修剪自己的长指甲、卸载不常用的软件等，目的只有一个：最快的速度抢到演唱会门票，纪念自己的青春岁月。
事实上，小月只是演出市场中众多抢票大军的一个缩影。在“一票难求”的现象不断涌现背后，这片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又该如何解决？
演出市场两极分化，高票价与折票价并存
类似小月抢票周杰伦演唱会的难度，最近以来频频上演。
2019林俊杰《圣所2.0》巡回演唱会杭州站的预售上，相关数据显示有150万人次参与此次在线抢票，88秒内预售票全部抢空，最终还是有很多粉丝都无法现场感受“行走的CD”的魅力。此外今年9月10日，陈奕迅跨年演唱会《Fear And Dreams》门票开启预售，公开发售的门票接近58000张，然而当天因为太多人抢票导致售票网站瘫痪。
一线明星的个人魅力引发抢票热潮在意料之中，而热门的IP类演出同样一票难求，甚至部分极端热门的演唱会出现票价奇高的现象。
比如上个月《陈情令》国风演唱会门票开售当天，有208.9万人同时在线抢票，仅5秒钟门票便售罄一空，部分门票甚至被炒至天价，“肖王cp”的市场号召力可见一斑。
当然，在热闹的抢票氛围、被捧高的票价背后，也有众多非热门演出的售票情况并不理想。比如曾参加竞演综艺《相声有新人》而成为网红的李宏烨，真正到线下办相声演出时屡屡碰壁，门票7折销售仍少有人问津，在西十区等二级票务平台上积聚着大量类似的折扣票。
这种高票价与折扣价的并存构成了当下演出市场的两极分化的趋势。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反映出当下演出市场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一个良好的演出生态应该是一个金字塔型结构，少数热门演出引关注之外，应该涌现更多中腰部内容。
核心是供给与需求错位，演出市场生态需完善
事实上，演出市场之所以出现两极分化现象，核心原因还是供求与需求的错位。
本质上演出市场的供给可以看做是一款非标产品，即某一个明星的演出时间，场次以及现场观众人数都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其无法做到量化供给。比如“演艺界劳模”张学友去年一年开了60场次演出，动员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
这基本上已经是目前华语歌手年度演唱会数量的新纪录，但是相对于张学友的粉丝量来说依然杯水车薪。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出道的张学友，粉丝群体从50年代一直跨度到如今的00后，具有跨年龄层、跨地域的穿透力，全球华语地区的粉丝大几千万甚至是上亿，这就导致很多人仍然抢不到票。
头部明星享受着市场的溢价很正常，但是中腰部内容并没有得到市场有效的重视，比如前面提到的李宏烨，还有此前黄国伦的鸟巢演唱会门票触礁等等。这些中腰部内容在明星咖位、传播上都相对较弱，导致在演出市场取得的成绩不甚理想。
其次抛开供给侧，反过来看观看需求本身也难以进行量化。在区域上，比如华南、华东地区观众更喜欢演唱会，华北观众更喜欢话剧歌剧，而东北观众则最爱曲苑杂坛。
另外即便在同一个区域内，不同的人群对细分的演出类型也有着不一样的需求。如在歌剧、音乐会等剧场类演出中，女性用户占比达64%，比男性多贡献两倍票房。
因此，票务市场供给与需求的难以量化导致二者之间极其容易发生错位，从而引发“一票难求”的现象产生。换句话说，演出市场的两极化本质上是由区域、人群、市场主体等多方面因素糅杂而成的结果，是票务市场长期以来的难题。
三四线下沉、场馆改造、动态定价，或成演出市场生态缓解良药
据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中国演出市场票房规模每年都以双位数的速度增长。预计2019年将超过两百亿元。
在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前面提到的两极分化隐患不容忽视，不然始终会成为市场前行路上的拦路石。
目前来看，增加供给和动态定价这两把杀手锏无疑是对付隐患的一剂良药。
首先，增加供给维度具体来说就是演出主体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并增加巡演场次。
近年来张学友、王力宏、林俊杰等一线艺人纷纷演唱会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同时像开心麻花、孟京辉、赖声川等IP化的剧场演出也从一线城市往下倾斜。
这种下沉固然是因为三四线城市对于主办方而言是一块未开发的掘金地，但同时它也大大缓解了演出资源过于集中在一线城市，导致门票被秒抢的现象发生。
当然，下沉并不是单纯的地域迁移，更重要的是如何高效、高质地实现供给目标。
这里就涉及到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大数据辅助演唱会选址，即主办方可以利用互联网，通过底层数据筛选出最具有地域优势的演出位置，使得该地区的演出需求最大化的集中爆发于一点，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这是增加供给的方法之一。
第二便是场馆改造的提速。许多三四线城市其实并不具备开设演唱会条件，即没有大型的场馆用来举办几万人的演唱会。因此，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加速原有场馆的改造、让三四线城市落后的场馆具备开设演唱会的资质，其实也是在变相的增加供给。
其次，在增加供给的同时引入市场化的“动态票价”也是一种缓解。
所谓动态定价，是让市场的真实供需关系来决定门票的价格，而不是依靠主办方的一家之言。
过去很长时间，部分主办方对于门票价格的区间设置大量采用固定定价，对于市场没有一个清晰、深入的认知，往往造成了畸形的市场需求。
如今引入动态定价，就意味着针对某些热门的演唱会，二级票务市场可以提供交易机会，让市场化下的动态价格来调和需求。如需求足则提高价格平抑，不足则降低价格刺激。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动态票价模式与黄牛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遵循市场的自动化机制，后者是人为的价格操纵。
在热门演出之外，针对那些对于中腰部内容，二级票务市场可以提供折扣票价的窗口，让闲置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满足大众对于优质文化生活的需求，这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主办方的收入。
总而言之，对于目前两级分化的票务市场而言，要想破除当下的隐患，既需要加大下沉市场的投入力度，又要将价格“放权”给市场，二位一体形成市场解决良方，一步步将错位的票务供需关系矫正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