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AI诞生那天起，人类就开始担心一个问题：作为人类顶尖智慧和技术的结晶，AI会不会有一天超出人类控制，甚至反噬人类?
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曾经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扩大，人们发现，机器智能所面临伦理冲突的复杂性，远不是简单的3条定律就能约束的。近几年各大科技巨头相继在AI加大注码，让外界对这个问题的担忧日趋加重。
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存在一个悖论：当你决定针对AI建立一整套伦理体系时，就已经默认了，人类社会现有的伦理体系已经不适用于AI时代，但是反过来，建立新的伦理体系，依照的却仍然是旧的东西。一句话言之，针对未知的东西，你如何确保你的解决方案是对的?
前一阵子，谷歌就因为这事招致内外双方面的口诛笔伐。
谷歌向后
作为应对公共舆论的手段，不少AI科技公司专门成立了所谓的“道德委员会”，用来调节“AI和人的关系”，谷歌也不例外。3月底，该公司聘请了一个由第三方独立人士组成的AI伦理委员会，取名“先进技术外部咨询委员会(ATEAC)”。
从事后来看，谷歌成立ATEAC，与其说是为了真正解决AI发展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倒不如说是装成努力解决问题的样子，以堵住外界的批评声音。然而事与愿违，这个组织本身导致了一场纷乱。
周一，谷歌员工集体请愿，要求公司撤掉ATEAC中的一员——凯伊·科尔斯·詹姆斯(Kay Coles James)。到周一晚间，在请愿书上签字的员工已经超过500人。詹姆斯之所以招人恨，是因为他是一名右翼分子，是着名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总裁。右翼在西方国家本身就是“政治不正确”的同义词，更何况他还是最政治不正确——反同反变性人——的那批。
外界还有声音，要求谷歌从委员会中撤掉无人机技术公司Trumbull Unmanned的CEO吉本斯(Dyan Gibbens)，理由同样是政治不正确，因为她和Trumbull Unmanned另一位创始人都曾经和美军就无人机进行合作。而在美国科技行业，和军事扯上关系是非常敏感的事。
从根本上说，伦理学研究的是我们做的决定对别人的影响，以及我们因此该承担什么责任。所以，所谓伦理委员会本质上是要为弱者利益发声。而在AI研究领域，由于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实验”阶段，很多事情可能会在无意中越过客观数据处理和道德决策间的界限，导致更复杂的伦理问题，更加敏感。
《金融时报》评论称，谷歌为其委员会所做的选择表明，它不理解这一点，要不然就是有意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
终于，在上周四下午，谷歌公开宣布解散ATEAC：“很明显，在当前的环境中，ATEAC不能按我们所希望的方式运行。所以我们要解散这个委员会，回到计划上来。”
或许有人想问，ATEAC解散了，AI技术的伦理问题怎么解决?
前面提到，ATEAC的存在本身是为了装装样子，这是因为在谷歌内部，其实有另一个几乎与ATEAC名字相同的团队，即“高级技术审查委员会(ATRC)”，据称这个团队才有真正的权利调动资源研究解决AI伦理困境的方法。
据彭博报道，相较于独立人士组成的ATEAC，ATRC的成员都是公司实权人士。团队领导人是谷歌首席法律官沃克(Kent Walker)，其他成员包括谷歌基础设施主管霍尔泽 (Urs Holzle) 、AI主管迪恩(Jeff Dean)、Google.org副总裁富勒(Jacquelline Fuller)、教育和大学项目副总裁约翰逊(Maggie Johnson)以及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领先AI研究公司DeepMind联合创始人苏雷曼(Mustafa Suleyman)。
然而，像ATEAC这种“客观独立第三方”组织都不受信赖，更何况是ATRC这种内部利益人士组成的不透明小团体呢?
外媒指出，希望ATEAC的取消不会造成谷歌在AI伦理工作上的倒退，而是转为更具建设性地与外部利益相关者接触。
有意思的是，在谷歌宣布解散ATEAC 4天后，欧盟公布了一份官方的AI道德准则。
欧盟前进
新的准则和“机器人三定律”有很大不同，它没有提供一套直接针对AI的道德框架，而是梳理了AI在医疗、教育和消费技术等领域一些之前厘不清的问题。
举例来说，如果某个AI系统在未来某个时候诊断出你有癌症，在欧盟的指导方针下，AI软件不会因为你的种族或性别产生偏见，同时，它不会凌驾于医生的意见之上，患者可以要求AI解释治疗方案，也可以自主选择治疗方案。
总的来说，相比起“机器人三准则”的一刀切，欧盟准则更加温和，对多种细分场景提出针对性原则，更加适应当前的技术发展，但也更加复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盟召集了52名专家组成小组，他们提出了未来AI系统应该满足的7项要求。具体如下：
1、人的能动性和人工监督。AI不应该践踏人类的自主性，AI不允许操纵或胁迫人类，人类应该能够干预或监督软件做出的每一个决定;
2、技术的稳健性和安全性。AI应当是安全并且准确的，它不能轻易被外部攻击(如对抗性的例子)影响，应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3、隐私和数据管理。AI系统必须保证收集到的个人数据的安全和私密性，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向任何第三方透露数据，也不应该轻易被盗;
4、透明度。创建AI系统的数据和算法应是可访问的，AI输出的决定也理应能“被人类理解和追踪”，换句话说，操作员应能够解释其AI系统所做的决定;
5、普惠、公平和非歧视。AI提供的服务应面向所有人，无论年龄、性别、种族或其他特征，反过来说，AI也不应该产生基于这些特征的偏见;
6、环境和社会福祉。AI作出的决策应该是可持续的，即对生态环境负责，还要有助于“积极的社会变革”;
7、问责制度。应设立机制，确保有人能控制AI系统，并对AI决策的后果负责。
其中一些准则非常抽象，很难量化评估，比如“积极的社会变革”的定义就因人而异、因国而异，但大部分准则都是直截了当、操作性强的。这意味着，许多准则可以通过政府监督进行检验。举个例子，共享行政AI系统的训练数据，可能有助于对抗算法偏见。
虽然这些准则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作为欧盟广泛讨论的结果，它们可能就是未来所有AI相关立法的基础。欧盟一再表示，它希望成为AI伦理领域的领导者。早前的超级严格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已经表明了他们在信息技术安全使用方面的决心。
这不是应为欧洲人多有良心，只是大势决定，在投资和前沿技术研究方面，它已经失去了和美国及中国竞争的能力。所以，想要在AI时代保持存在感，它只能选择技术以外的方面——比如伦理——作为未来方向。
除了7条准则外，欧盟在同日还发布了一份“值得信赖的AI评估列表”，罗列出了AI软件中所有潜在弱点或危险的问题，包括“您是否验证了系统在意外情况的行为”和“您是否评估了数据集中的数据类型和范围”等细节问题。这些评估清单只是初步的，但欧盟将在未来几年收集各公司的反馈，并在2020年提交一份关于其公共事业的最终报告。
新的节点?
面对AI伦理问题，谷歌寸步难行，欧盟大步前进，这种鲜明对比似乎预示着，AI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节点，即技术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私人公司通过技术获利的欲望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开始显现，单独某个公司很难再以一己之力摸索出行业前进的方向。
至少对于谷歌而言是如此。有业内人士怀疑，在谷歌声明的伦理原则与其财务利益相抵触的情况下，由高管组成的内部AI伦理委员会不太可能对谷歌起到认真的制衡作用。
这一点在《金融时报》的采访中也有所体现，某公司高管向记者表示，他对欧盟的监管准则表示欢迎，因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AI领域，这是唯一让他知道公司该在哪里“收手”的标准。除此以外，它不会承认任何形式的限制。
数字版权组织Access Now的政策经理希德韦吉(Fanny Hidvegi)表示：“评估列表是该报告最重要的部分。它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前瞻性的角度，指导我们如何减轻AI的潜在危害。在我们看来，欧盟有潜力和责任走在这项工作的前列。同时我们认为，欧盟不应仅仅满足于制定伦理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