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是鼓舞人心的，中国经济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应该更着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但是，我觉得经济增长对中国来讲仍然非常重要的，1990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8，现在是日本的两倍多。从1990年到现在，中国如何从一个经济体量不大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巨人。我觉得经济增长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中国依然有发展的潜力，所以我们确确实实应该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但还是要有个增长的目标，比如6.5%，这是现实的。如果我们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能坚持，能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就真是非常了不得。如果我们认为差不多了，不管经济增长速度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我们前一段所取得的那些优势可能就会逐渐丧失。所以关键是掌握好一个度。
现在我们很重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应该看到，当前实际上面临一种矛盾，一方面要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要保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如何掌握好一个度，是未来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投资的问题，需要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来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为什么在2008年之后，中国的投资出现急剧的增长，那是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种反应。受金融危机冲击，我们的出口大幅度下降，影响到国内一系列总需求，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由原来的9%以上，降到2008年第四季度时的4%，那时候决策者是比较担心的，说要出拳快、出拳狠，不要让经济继续下滑。怎么办呢？主要是把一系列投资项目重新启用。当时我问过朱之鑫同志（编者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前副主任），我说你们重新出台的一些投资项目，都是原来被搁置的，现在怎么又都起来了，不会造成投资效率的下降吗？朱之鑫做了一个比较微妙的回答。总而言之，他们是看到了经济下滑的危险，在那种情况下，需要他们赶紧出台一系列的投资项目，防止经济增长下滑。
当时这么做，大方向是正确的，就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否则经济一旦下滑，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想办法遏制经济下滑是正确的。但是，当时可能对于形势的严重性估计过度了，一些措施确确实实导致了投资效率的下幅下降，整个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后来又引起了一系列问题。我想说的是，当时这么做是有它的道理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做过头了，所以，我们以后要加以纠正。
怎么把握经济增长的速度呢？从教科书的角度来看，要看看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是多少？在中国有两个问题：第一，有些供给，有些所谓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实际上是废的，是应该制止的能力。像贾康博士谈的结构性改革，有效的供给，这些方面是对我们的讨论做出重要贡献的，我完全同意。如果产能是污染的，就要坚决关掉，这不能算是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一部分，但是把这个刨去之后，我们依然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问题。要解决就业问题，要充分利用产能的问题，还有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这时候应该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但是刺激什么东西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在刺激消费方面，我们缺乏一整套的政策，能支持的就是国家大规模的项目，比如高铁，这在当时曾遭遇很多批评，但事实证明，高铁的大部分是非常有用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而且现在走出去也基本是成功的。总的来讲，这是一件好事情，这是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对当时的做法要有一个全面的分析。
现在，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答案是肯定的。比如保证在6.5%左右，如果不行就刺激一下，如果达到了，政策就保持中性甚至紧缩。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目前我们投资的增长速度确实偏快，应该逐步降下来，具体怎么降，以多快的速度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从结构上来讲，我觉得大有文章可做，确确实实有些要退出，有些行业要走下坡路。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了60%，中国的政策应该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还有，在南方地区，技术创新的势头非常凶猛，虽然不能估计这样的经济创新对中国经济的总量和未来增长造成什么影响，因为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估计，但目前看是如火如荼的。
国家政策应该支持民营企业的投资，相应地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要稍微降一些。我们要支持创新企业的投资，其他那些传统的企业的投资应该降下去。怎么做呢？要更多的利用市场机制，你能判断哪个新兴产业是真正的新兴产业吗？不能，企业家也都不知道，我们不比他们聪明，所以要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做决定。
我想特别提出一点，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必须要跟上。我通过自己的一些调研发现了这么一些情况，很好的中小企业完全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是绿色经济，但是得不到支持，相反还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可能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或者由于形势的变化，不走运，出现一些财务上的困难，这时候银行要给他们支持，而不是把他们推向所谓社会融资，推向高利贷，一旦进入高利贷就拔不出来了。
我们应该坚决贯彻十九大关于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针，金融一定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